碳市场 / 交易（carbon market/trading) 是很多环境经济学者所推崇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它有一个兄弟，叫做碳税（carbon tax) 。 这两者在实施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相同点有一个，就是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两者减排都能达到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用白话讲，就是在这两种政策下，每减排一吨 CO的社会成本是最少的。而且从理论上，这两种政策的效果是一样的：如下图，碳交易如果制定了一个全社会的碳减排目标（e*), 那么经过企业的交易之后，碳价格会等于碳税（tax，税率等于Ｙ轴上的 tax 那一点）。当企业的减排成本低于碳交易市场价格时，企业会选择减排，然后将其减排所得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s）卖出，获得盈利。当企业减排成本高于碳市场价格，理性企业会选择在碳市场上购买 carbon credits，以完成政府规定的减排量;

　　相反，如果是实施碳税（tax），那么企业会自动选择其碳排放量，在其边际减排成本等于碳税时，停止减排。最终使全社会的碳减排量达到 e* 点。

　　所以题主和很多答主讲的 中国可以去购买发达国家的碳 然后用来继续增长，在现实中和经济学理论上来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人力成本，资源价格，以及边际效应等因素，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通常是发达国家远大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国际上一直希望推行的 REDD，原理就是发达国家付钱给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热带雨林国家）保护森林，减少乱砍乱伐。有很多研究都已经计算过了，保护热带雨林的成本要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提高能源效率 / 推行清洁能源的减排成本。所以如果存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碳交易市场，中国很可能因为较低的减排成本而成为 carbon credit 的卖方，发达国家则是买方。还可以再参照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例子，绝大多数认证的碳减排项目都是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建立碳市场初期，政府就会制定一个减排目标，规定全国今年的碳排放总量是多少，然后将这个总量细分到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甚至各人。这个减排目标是关键，决定了碳市场所带来的最终影响。它可松可紧。一般是每年或者每几年都要调整。从上图也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想要一步到位制定一个最优化的社会减排量(e*)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难知道最终的 equilibrium（均衡点） 在哪里。所以政策实施后的评估监测非常重要，反馈信息用于调整这个社会减排量，这样才能使整个碳交易市场有 efficiency gain, 达到经济性的社会减排。

　　碳市场的具体实施有很多的猫腻。最重要的一点是 leakage（泄露量）的问题。因为通常不能把所有的行业都纳入到碳市场的管辖范围内。比如国内只是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就有可能使生产转移到其他的行业，这样一来，碳排放的总量可能不变，或者反而增加。

　　这学期在澳洲交换恰好参与了几个气候变化经济相关的研讨会，争取用我有限的知识写一点点干货：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为什么碳排放减排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呢。一个角度认为碳排放某种意义上是一种Global Public Bad，与我们对公共品的定义相似，我们认为碳排放具有非排他性（Non-rival）和非竞争性（Non-excludable）。这会导致一国政府缺乏意愿去为实现全球的减排目标买单。下图是以澳大利亚为例，当然也适用于中国：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来确定最优减排规模的原则，我们会发现对全球来说最优减排规模会是 Qw，而对于一国来说最优减排规模会是 Qa，Qa 是小于 Qw 的，这也符合我们先前的观点即在国际合作中，一国往往缺乏意愿去减排。

　　一种潜在的思路是说不能只给大棒，也要多给点胡萝卜去鼓励，去提高各国减排的意愿，可以通过：

　　这一点可以通过碳排放税（Carbon Tax）或者碳排放交易机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来实现，以德国和瑞典为例：由于自身技术水平较高等因素的关系，德国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比瑞典来得低，所以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ETS）两国交易了一些排放指标，可以看到交易后德国的减排数目会增长到 R*，而瑞典的减排数目减少到 R*，此时两国的边际减排成本一致，为 P。通过交易，两国间的社会总福利的增长为图中的绿色阴影部分的面积大小。

　　但是这种碳排放交易机制（ETS）在现实中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他只考虑了效率因素而忽视了公平因素，在这种模式下，较低成本的排放国会有更大的减排要求，也会产生更高的减排成本。

　　因此，基于公平考虑的的合作框架才能实现更广泛和持久的参与。这就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高比例的减排成本，以及一定的转移支付，由于：

　　这个联合国的合作框架最开始得到重视是在 1992 年的 Rio Earth 大会上

　　1994 年的 UNFCC 大会推动实施，这次大会要求发达国家去做减排的引路人先驱者，引导设立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基金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设定了国际捆绑的减排目标，要求至 201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5%的温室气体。计划要求发达国家承担重任，强调

　　但是很可惜的是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欧盟（EU）达到了预先设定的减排目标，其他一些国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执行到位，美国则根本没有在此项协定上签字。京都议定书尴尬的执行状况主要是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4.2007 年巴厘岛路线图（Bali Road Map）提出了新的缓解气候变化的国际间沟通机制

　　5.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Copenhagen Accord）明确了把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范围内的任务，协议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推动缓解去森林化的计划（REDD）

　　6.2010 年坎昆会议（Cancun Agreement）则取消了京都议定书中的捆绑减排计划：

　　坎昆会议还包括了一个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至 2020 年为每年 1000 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总体来说，坎昆会议是相对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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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2 年多哈会议（Doha Amendments）对京都议定书即坎昆会议的安排做了一系列的修订

　　8.2015 年的巴黎会议则要求全球范围的有效协作来快速降低碳排放以避免潜在的生态危机。

　　有两个厂商，各自的边际减排成本如图，在设定减排标准（要求各自减少到排放量为 5 各单位）的情形下：减排成本为图中深蓝色阴影区域

　　在市场化措施，即实行碳排放指标交易的情形下，双方会协商达成合意，厂商 1 会减少减排量，厂商二则会扩大减排量，此时的减排成本为下图中浅蓝色阴影区域：

　　因此，对比政府规制的情形，采取市场化措施会获得下图中深蓝域的净收益：

　　上面这个分析的基本理论依据是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即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里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是外部性因素内部化。

　　其次，是关于 price-based 方式（碳排放税）和 quantity-based 方式（碳排放交易）的选择问题。在完美的假设里，这两种情况都会形成一个跨国界的，跨组织的，共同的、有效率的价格信号。它们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

　　但是，由于在现实中一个厂商的减排边际成本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这两种市场化的方式分别有其不同的适用情境。Weitzman (1975) and Hepburn (2006)指出：

　　碳排放税（Carbon Tax）满足效率和公共财政的标准，不满足公平标准，因为碳税不能自发地形成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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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碳排放指标（Emission Credit）的分配主要由以下两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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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自由分配的方式比较复杂，交易成本较高并且需要准确的价值判断，这有可能会扭曲竞争。与自由竞争相比，拍卖的方式透明性更高，交易成本较低，适合法制建设规范的国家，同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减排方式中购买配额与资本支出之间的税收中性。

　　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对国内的交易机制能否有效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小国在这个体系下往往只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了。

　　就中国而言，目前国内的碳排放市场属于起步阶段，主要在几个大城市有相应的试点，如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放权交易所等。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时任总理承诺“中国在 2005 年基础上，到 2020 年将万元 GDP 碳排放量减少 40%至 45%。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要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当前的污染排放缺乏控制、单位 GDP 能耗较高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一点需要接下去的一个阶段去认真落实产业结构的转型，淘汰掉一批高能耗的落后产能，构建一个全方位的低碳发展的经济模式。私以为相比参与碳排放的市场调整，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修炼自身的内功，推动生产技术的改进，推动新能源的研发，形成一个全面而可持续的减排体系。